这个事，年锡之也是有所耳闻。
监军设到连上，而且要形成制度，此事是军法监在操持，张佳木掌总提建议，具体的细节由孙锡恩等人来充实完善。
年锡之听说的不多，不过知道厉害的有几条。
跟太监的随意必不同，军法监的监军有具体的职掌，军士偶犯小过，或早操不到，或操练不精，或十不九一，都要责罚的，军法监的监军总掌其事，时间久了，人皆畏惧军法官的权威。
这就无形之中，把将领的赏罚的罚给拿了过来。
但还不止如此。军法监还要记功的，凡有士伍训练精良，表现卓越，由监军上报，将领副署之后，上报呈文，奖赏该军。
这就是把一营将帅的赏字，也给拿了过来。
在赏、罚，这两件事上，将领反而是监军的副署，一级将领有一级的监军，下级监军报到上级监军，逐级上报。
这就形成了稳定的监军链条，将帅拥有的权力，只是负责日常训练，战时指挥。
因为后勤权在文官手中，军法权在军法监的手中，军器发放在军器监的手中，武官和士官教育在讲武堂。
将领独裁的可能几乎为零，私兵化，封建化的可能，完全不复存在。
这样当然多比以往要费一点事，但张佳木坚持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至于多花费的一点费用，远比军队失去控制，或是丧失战斗力要好的多。
因为不仅是这一点赏罚，监军还负责鼓励训练，战时要鼓舞士气。士兵有疾病、家中有危难，都是监军的责任，从小伤小病，到恶疾变故，都是监军要关心的事，一旦军中有事而监军不理，则将帅可以向监军的上级反映，按其罪过的轻重，加以处罚。
想来平时是监军管着将帅，事事挑剔，一旦监军不胜任不称职，将帅们当然也不会客气。
这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制约的制度，谁也讨不了好。
就算是小有例外，但大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绝不会有错。
现在卫中上下已经明白，锦衣卫的这位太保大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门徒。
儒法之争已经下来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人穿凿附会的也挺多，把法家弄成公平正义的代表似的……其实也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但法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性恶和性善论上的争执。
儒家主性善，人都可以教化，哪怕就是十恶不赦的夷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个人的品德就是最重要的，皇帝就是全国德治的代表人物，所以皇帝失德是比更改制度更要命的事。
以道德和宗法，再加上少量的官吏和军队来治国，德行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法家则是性恶论，坚持人性本恶，必须以律法来约束之，教化是没用的。
老实说，张佳木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法家信徒。
再烂的制度也比没制度强。
中国人很悲剧的就是没有一个能保证基本稳定的制度，而反观倭国和欧洲，在这一点上确实比中国强的多。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创造的伟大文明来说，要不是有几百年的一次大乱，恐怕也没别的国家和民族什么事了。强汉不提了，就说盛唐制度文明，长安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中心，何等伟大强盛的国家，说一声内乱了，到五代十国时，军人拿百姓当军粮，当两脚羊，近亿人口，到最衰弱的时候，两千万也没有了。
这种九死一生的玩法，也就中国人的这种文明能挺过来了。这一点来称颂儒家也有一套，倒也没有错。
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能不要这么死里求生的三百年一大乱，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张佳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度论的疯狂信徒，在锦衣卫里，他推行各种制度，包括公文制度在内，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在制度之下运作，现在文官中也有了公文制度，考成制度，还有回执制度，想来也是有太保大人的黑手在内。
至于武官的学校制度，监军制度，军法制度，军器制度，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后勤补给制度，武官考试考核制度……
等这些制度全部稳定稳固下来，官府的职能也高效了，再集中物力大修道路，兴邮传，改善通信条件，兴海运，改善运输，进行海外贸易，选良种，劝农桑，修水利……
张佳木还有好大一篇的国计民生的大文章要做！
所以近来，他对锦衣卫的事关注是少很多，好在他用人就是这样，凡事都交给下属们去做，做好了奖，做坏了分析原因，该补过则补过，该罚也罚，该自己的责任，也不诿过于下，所以尽管现在负的责任更大，手头的事情千头万绪，但，忙而不乱，整个以张佳木为首的集团还是运作的良好，没有出什么问题和麻烦。
当然，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平安无事罢了。
“锡之，怀忠，你们俩人来一下。”
两个文官正在低声说话，不妨有人大声叫他们，不用看，当然便是张佳木了。
两人也不敢怠慢，到了张佳木跟前，深施一礼之后，再看左右，却是有好些个文官打扮的人就坐在张佳木下首，见两人来了，也是点头微笑致意。
“是王大人和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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