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仁曦得报后大怒，但此时已经无从挽救了。仁曦静下心来之后，考虑反正海德盛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活。丁直璜建皇亭接懿旨形式是尊重她；海德盛出京犯了大乾律，无旨离京一路僭越无度罪不可赦；丁、何等人奉旨杀海德盛名正言顺。不能为了一个奴才，怪罪皇帝和大臣。她心中虽有不满，但事到如今，也只能认可了，所以再也没有过问。丁直璜、何毓福等官员则因为诛杀海德盛为民除害，朝野赞许，闻名于世。
现在的他，又拿出了当年的派头。
“话虽如此，总还是小心些好，您现下护理着四川总督，诸事缠身，总要小心，有人借着这个时候生事。”师爷提醒他道。因为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布政使了，原来的四川总督文格因病乞休之后，四川总督一职空缺，按照大乾朝的惯例，便由布政使先行护理，布政使原本的职权是承宣政令（承接上级指派的政务、法令宣达到各府、厅、州、县。督促其贯彻实施）、管理属官（管理府、州等各级官员，按期发放俸禄，考核政绩，并上报督抚）、掌控财赋（负责征收全省各地赋税，负责财政收支。统计全省各府户籍、税役、民数、田数等民事内容），但如果护理总督事，则责任比以前不但要大得多，需要管理的事务也多了很多。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四川省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泸州的一个官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虽是琐事，但却可以证明这位护理总督的布政使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而跟了他多年的师爷知道，其实丁直璜在政务方面最为人诟病和畏惧的，便是地方的各类案件的糊涂处理。
在这个时代，地万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生民之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生民之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地方官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大乾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族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大乾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大乾帝国的政府和之前的中土王朝差不多，都是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历朝皇帝总是不断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族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大乾朝仍被广泛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大乾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族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大乾帝国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硕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如张博行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丁直璜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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