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臧说若是湖广有二千万人口，他就不担心北伐的事情了，这话当然是有因由。如今夏清对峙的西线由巴山、秦岭次第横亘，东线则因为黄淮泛滥又在淮北徐南形成大面积的黄泛区、淮泛区，都不是大规模用兵的好场所。
虽说华夏还可以利用水师优势直薄京津，但是清廷最大的机动兵团八旗新军和内外火器营就驻扎在此，郑克臧也没有一定的把握能一战就牢牢站住脚跟。而且即便夏军攻入蓟燕，若实现不了以快打慢，清军最终也可以凭着内线作战的优势拖垮夏军的后勤。须知道，当年郑克臧能顺利在江南登陆是钻了清军兵力的空子，饶是如此在执行过程中也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几乎跟赌国运没有两样，而赌运气的事自然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因此留给郑克臧的选择就只有通过南阳、信阳一线的豁口攻向黄河边上。
但经过南信之线北伐，有一个极大的弊端，就是无法利用河流为北伐军提供运输上的便利。无法有效利用水上运输，就意味着要加强陆上运输补给线，姑且不说南方没有办法如北方一样保有大量的输运骡马，就算有，也要动员大量的民夫帮助输运。
须知道，夫役和骡马也是要吃东西的，大量征召的结果势必导致后勤压力的急剧上升，而且由于湖广的人口不过五百万，郑克臧也没有办法保证在征召了相当数量民夫和骡马之后湖广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抛荒，进而影响来年的收成、动摇华夏的统治根基。
所以郑克臧只能按捺下爪牙，给南方各地恢复元气的时间，并且趁着一时无力北进的机会尽快夯实华夏朝的基础，整合海外的资源，以期在“赛跑”中彻底压倒北方那位“圣君”。
当然所谓巴山、秦岭和黄泛区、淮泛区不能大规模用兵并不代表一定不能用兵。
事实上，自打夏军控制两川建立西川、益东两处行省之后，在川陕边境的山林里时不时会发生小规模的厮杀，两国的探马无日不相互刺探着，关键位置上的边寨更是彼此争夺的厉害，往往今天你夺了某哨，明天我就攻打你的某砦，在反复的厮杀中，战线开始稳定在剑阁附近的嘉陵江上游山谷及米仓山南麓的南江、旺苍等地。
不过相对于剑阁方向的反复争夺，在益东北及包括白河关、紫荆关、武关等方向夏清双方相对克制，虽然正式的椎场已经被两国明令禁止，但实际上民间及受到两国军方控制的走私行为屡禁不止，从而使得西线成为双方互通消息的重要通道之一。
“今天有一位枢密院职方司的大人找上门来。”在汉阳府的一处私宅里，几名盐商聚集在一起，虽说襄阳府才是华夏朝荆湖行省的首治，但是由于汉阳与行在武昌隔江相望，所以事实上更多的商人不是把私邸设在在汉阳府城就是设在汉水对岸的汉口县城中。“要本号想办法把淮盐走私到关中、汉中以及洛阳一带去，我就琢磨这是不是朝廷已经抓到咱们的痛脚了，所以请几位掌柜过来一同商议对策。”
华夏实施盐铁自由买卖制度，为此郑克臧一早就把沿海滩涂发卖给商人，由商人和盐户进行利益结合共组盐场（生产商），盐场可以选择将成品盐直接进行销售，也可以将盐出售给盐商（行销商）进行分售。期间华夏官方向盐场收取定额税制的盐税（资源利用税），并在销售终端向盐商收取比例税制的市税（销售税）。
由于广泛的推广晒盐技术，因此到武成三年，江淮各盐场每斤盐的成本大都不足二文钱，再加上官府向盐场收取的盐税计每斤十文钱，总成本为每斤十二文---当然生产规模越大，每斤盐分摊的盐税就越低，有些月产万石的超级盐场，总成本能控制在八文上下---一般而言盐场销售给盐商的离场价格是二十五文，盐场方面的利润率超过百分之一百，而盐商根据销售地的路程远近各自加价，再加上市税，最高销售价格在七十文至八十文一斤。
扣除运费、人工、仓储费用、损耗等等支出之后，盐商的利润通常也在百分之百以上，如此厚利，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由于华夏朝对盐业的准入很低，因此沿海各地都广泛开设盐场，曾一度导致无序竞争。
为此在盐铁衙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之下，各地盐场划分了各自的销售范围。
其中江淮盐业的规模最大，其产盐分销江淮、江南、浙西、江西和荆湖五省和太平、武昌、荆州三府；浙东的盐业规模不大，保证本省有余，外销却是不能；而东宁和福建的盐业除保证自身需求外还供销赣南、潮州、粤东、粤北和湖南等地；琼州的盐业销往粤西、广西和广南；云贵、叙永、益东和西川主要靠川盐调剂，不过由于川盐采用盐井和煮盐的方法，成本较高，所以这些地方的盐价也相应较高。
根据销售范围，荆湖自然属于淮盐的销售区，由于水运的便利和价格低廉，因此即便是到了境内最远的勋阳、南阳两府，盐价还是相对清廷控制区来说是便宜至极的，于是为了打击清廷的统治基础，枢密院便有了从盐着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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