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敲门声后，王俊杰冲着门外喊了声：“请进。”
时间不大，一男一女推门走了进来。
王俊杰抬头打量了两人一番，两人看起来都是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衣着朴素。
从他们朴素的着装上，王俊杰断定他们不是机关干部，应该是中小学教师，于是指着旁边的沙发，非常客气地冲两人：“请坐！”
“您是王局长吗？”中年妇女坐到沙发上后立即开口问王俊杰道。
王俊杰点了点头，“嗯”了声，道：“我是王俊杰，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得知眼前这位态度和蔼，面目慈祥，长相帅气的年轻人就是王俊杰，中年妇女立即进行自我介绍道：“我叫蒋文英，是县第四中学校长。”接着，又指着同自己一起来的中年男人道：“他叫李守一，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今天我们来找王局长您，是向您打听我们学校教职工宿舍楼建设款什么时候能到位？”
从中年妇女的话语中，王俊杰断定两人都是教师，于是让孟宪良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
如果来的是乡镇来局里办事的干部，他就会省去这些繁文缛节，因为大家都是同一行中人，使用的是同一种游戏规则。
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官场历练，他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在官场上，如果你对自己手下的干部太客气的话，有人不仅不会说你亲近下属，没有领导架子，善于和群众打成一团，而且与下属之间就会丧失距离感、分寸感，没有这两样东西，整套机构就无法运行，其身份和地位就会受到挑衅。
而学校的教师则不同，他们属于知识分子。
记得有一句话，唯女人和小人不可得罪，事实上，知识分子也不可以得罪。
之前，他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件某市副市长得罪知识分子的事：某市有一位不怎么出名的学者因公去一个中美洲国家。到那个国家后没几天就心脏病突发，但那个国家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医疗水平极低，使馆的医生就建议学者回国治疗。可是，通往国内的航班，一个星期只有一趟。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学者所在市的一位副市长访问中美洲，那个国家是最后一站，第二天就回国。于是，在使馆医院一名热心肠的医生的帮助下，学者第二天登上了副市长回国的专机。大约半个小时后，副市长的随员登上专机，他们都看到了学者，但谁也没问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专机带人就和火车带人一样，说不定就是站长的亲戚或者是机组人员的朋友，最好不要问。副市长最后挥着手上来了，一眼看见坐在机舱后面这张陌生的脸孔，马上耷拉着脸，大声呵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学者赶紧自报家门。副市长想了一会儿再次问道：“你怎么上的飞机？”学者为人师表一辈子，从不说谎，直接把上机原委告知副市长。副市长听后大怒，指着机舱门道：“这专机是给你坐的吗？你给我下去。”学者几乎是捂着面孔和心脏下去的。就这样，学者在那个国家大病一场，差一点把老命都留在了那个国家，后来好不容易回答国家，但躺在床上养了大半年方才痊愈。说来也巧，学者康复不久，正赶上市里召开人代会，学者是市人大代表，就联合了一些同道，指名传唤那个副市长质询。副市长起初还不在乎，自认为自己久经沙场，学者奈何不了他，可没几下，就招架不住了，最终在人代会上落选，灰溜溜地离开那个市。
当然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学者一个人是没有把副市长拉下马的力量的，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政治，也就是说，学者的冲那位副市长发难，给那个副市长的对手提供了一个机会。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在马路上摔倒了不要紧，马路上过来一辆车也不要紧，怕的是你摔倒的同时，正好过来一辆车。
从这个故事中，王俊杰也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得罪知识分子，可以给自己的下属施加压力，但必须给知识分子予以自由，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
再说了，考公务员之前，他也是老师，对老师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因此，等两位老师坐在沙发上后，他语带关切，轻声问道：“你们县政府的批条吗？”
中年男人急忙从包里掏出县政府的批条，双手递给王俊杰。
王俊杰一边接一边继续问道：“宋县长签字了吗？”
中年妇女连忙道：“宋县长已经签完字了。”
王俊杰接过批条一看，县长宋长联的确在批条上签上了字，基本明白了两位校长的意图，他们是向财政局要建房补贴款给教师建教学楼改善教师住房条件的。（现在已经取消福利房待遇，任何单位都是自己筹资自主建房，所以，县第四中学只是申请五百万的建房补贴。）
县第四中学学位于城乡结合部，是经济开发区落户那里之后建起来的一所新学校，由于是政府投资跟不上，教学设施滞后，尤其老师的住房问题，一直没得到妥善解决。
前段时间，王俊杰与蔺明杰一起陪同县委副书记曹玉华去开发区调度回来的时候，正好经过县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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