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刘弘的‘皇帝生涯规划’而言，有着无疑伦比的重大意义。
在此之前，刘弘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要想在有生之年内扫诸侯，外征匈奴，汉室就必须加强军备，来提升军事实力。
而加强军备，则需要中央足够富庶，拿包括但不限于铜、铁乃至于钢等材料，为部队军械改良换代；要想富庶，就要鼓励百姓多生孩子多种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又必须要减税，减税又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想让国家变得富庶，那就要先让中央变得贫穷！
这个死局，在历史上是由文帝咬牙减税，甘愿吞下阵痛；景帝稳定发展，武帝享受成果而得到解决。
但这个方法耗时跨度实在太长，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国家与百姓一同富裕’的目的，但却耗费了三代人的心血和时间，并且制造了很多新的矛盾。
例如，文帝为了稳定诸侯而在《许民弛山泽令》中，将开矿权从国有开放为私有，诸侯割据势力就在之后猛然膨胀，最终引发了景帝朝的吴楚之乱。
同样是在《许民弛山泽令》的附属条款，即‘过关隘不再需要缴纳商税’的《废关税令》，让天下豪商巨贾遍地而起，土地兼并加剧；刘邦与公元前190年才完成的‘每家每户有百亩田’的壮举，到武帝一朝已经发展到了‘有三十亩就很不错’的局面。
通俗来讲，历史上的刘恒，就像是欠下了一笔名为‘皇统’的贷款，为了还，就去借了一笔名为‘诸侯’和‘豪强’的贷款去填窟窿；再之后，为了还这两个贷款，刘恒又去借了名为‘南越’的贷款···
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方式，汉室在这过程中慢慢填补了漏铜；但是有一样东西，却自此消失在了华夏大陆···
就像反复借贷会影响信誉一样，刘恒在一次次拆东墙补西墙，以及为后世人称赞的‘演技’，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彻底推向对立；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从战国时互相商讨，互相研究的同事，乃至于秦始皇和李斯那样的‘挚友’，逐渐演变为文帝之后的君臣猜忌，及致武帝朝时的巫蛊之祸。
诚然，第一次打破秩序的，是以下克上，扫除惠帝诸子的诛吕功勋集团；但文帝刘恒之后的举措，则将这种对立彻底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这也算是与历史上的文帝相比，刘弘所具有的唯一一个优势：皇位合法性。
通俗来讲，刘弘现在确实算得上一穷二白，但也绝对没有沦落到文帝那般‘债台高筑’的地步；刘弘完全不需要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为了得到某物，而暂时放弃某物。
《许民弛山泽令》，刘弘还是要用的，只是内容已经被刘弘削减成短短几句话：许民狩猎、拾落地之木！
就这两条，再没有了！
至于别的开矿权、过路费（关税），乃至于林木的砍伐权，刘弘都打算警惕的攥在国家手里。
至于关税、开矿权乃至于吕后《金布律》的存在，会不会使历史上文景二朝得到蓬勃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在这一世得不到长足发展，刘弘也另有准备。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贫弱的困局，刘弘拒绝如历史上的文帝那般，向匈奴、诸侯、权臣乃至于地方豪强妥协，而是以相对强硬的态度，从粮食入手，站队底层百姓。
对此，刘弘做了足够的准备和推演，并和至少五位当朝两千石，商讨了方案可行性。
出乎刘弘意料的是：原本预测中，可能出现的官僚阳奉阴违、魔改法令的状况，在张苍口中却成了‘必不可能发生’的事！
究其原因，张苍的一句话，便让刘弘地视野豁然开朗——现在的执政党乃黄老学，而黄老学的执政纲领，就是：法无禁止则无咎。
在过去，刘弘一直以为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那即便百姓做了个蘑菇出来，政府也不应该阻止。
在刘弘原本的认知当中，这就是黄老学落寞的原因——这中心思想，看上去不就是光明正大的不作为吗？
如果所有官僚都和曹参那样喝大酒、晒太阳，那谁做事？还谈何中央集权？
但刘弘没有考虑到的是：黄老学，可是能将汉室从建立之初的边地残垣、漫山匪盗的动荡时代，一路扶上国富民强之康庄大道的显学！
能靠着‘无为而治’将汉室动荡的天下平定下来，并在仅仅二十年后，就形成匪盗不生、百姓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黄老学真会是温和的政派？
或许从宏观纲略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黄老学主体上抗拒改变，完全信奉‘维持现状’；但在微观的操作之上，黄老学可不是什么懒惰的学派。
黄老无为的下一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法无禁止则无咎，也同样暗含着‘只要法律不允许，就必须阻止其发生’的深层含义。
也就是说，黄老学，靠的并非是放任一切事物野蛮声场，才粉饰出文景盛世的太平；通俗意义上来讲，黄老学，更像是‘汉室’这个程序的执行者。
法律没有规定，你做出了一个rpg出来，汉初的官员确实一点都不会管；但只要法律有规定，那黄老学出身的汉初官员，就将陡然变身为秩序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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