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年吕太后九年，夏六月丁酉（初四），距离刘弘率军出征，前往箫关向代王刘恒解释王太子‘身亡’一事，仅剩下最后一天。
明日正午，刘弘就将在长安高庙祭祖过后，率领已经整点齐备的南（强弩）、北两军共五千人，以及从关中临时抽调的士卒万人，正式自长安城北的灞桥，前往箫关。
与上一次灌婴大军东出函谷时不同：刘弘即将御驾亲征，使长安城内的氛围逐渐被一阵压抑所笼罩。
其中缘由，刘弘也大抵能猜出来。
——大将军率军出征，那是平叛；追随大将军，那是去建功立业！
但陛下御驾亲征···
想到这里，刘弘就只得无奈的长叹口气，苦笑不已。
与后世相比，此时的舆论对于皇帝外出，甚至御驾亲征都还没太大的反对意见。
毕竟十数年前，刘邦都还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御驾亲征，奔走在镇压诸侯王叛乱的路上。
对于皇帝御驾亲征，汉初的百姓应该是最淡定，也是最习以为常的。
而刘弘御驾亲征，之所以会引起长安百姓的微妙情绪，就又回到一个让刘弘束手无策的短板了。
“年纪啊···”
在这样一个百姓希望君主冲锋陷阵，甚至身先士卒的时代，刘弘实在想不出，除了自己年纪太小，看上去并不雄武伟岸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让长安百姓不对自己御驾亲征感到欢呼雀跃。
不过此事，也只是让刘弘心中自嘲了一番，旋即被丢到了一旁。
且先不提刘弘前后两世加在一起活了三十多岁，即便真的高大威猛，武力值逆天，后世人的价值观，也不太可能让刘弘冒险上阵，以皇帝之身去厮杀于战场之上。
御驾亲征固然好，但作为君王，皇帝在不添乱的前提下，还是充当一个‘帅’的角色比较好。
至于冲锋陷阵，那是‘将’的事。
对于自己第一次御驾亲征，刘弘心中稍有些期待，但同时又稍有些失望。
——与睢阳防线，灌婴和齐地叛军大眼瞪小眼一样，刘弘此次出征，也大概率是一次武装游行，甚至是一场旅行。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刘弘满带着激情，似模似样的召集军方将领，以‘代王不听劝’这种可能出发，进行着战役的推演和预案。
——打不起来，脑补一下过过瘾也是不错的嘛！
将‘战斗预案’做好之后，刘弘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军的筹备工作之上。
在太后张嫣（刘弘）的命令之下，汉室中央在两个月之内，进行了第二次大范围战争动员。
数不尽的武器军械从武库中取出，发放到新招收的青壮武卒之手；少府则是在完成了大军十五日的粮草筹备工作之后，又开始了‘武库填补’的生产工作。
须得一提的是：由于关中青壮大半被灌婴大军带走，导致关中战争潜能被挖掘的有些深，所以刘弘此次御驾亲征，颇为罕见的没有征兆民夫队伍。
这一件事，刘弘还是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就是现实意义上，从国家角度来考量——在关中今年的农耕，已经因悼惠王诸子叛乱而大受影响的前提下，再招民夫随军，以透支关中战争潜力来进一步加剧今年关中百姓的耕作，无疑显得非常不智。
诚然，作为汉初的皇帝，刘弘完全可以拍着胸脯，对后世的同行们吹一句：只要朕愿意，分分钟就能在关中武装出数十万士兵！
但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要不要去做，也还是要看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
如果是匈奴人大局犯边，汉室到了不广征青壮，就要丢掉大片领土的地步，那透支战争潜能，付出当年田亩歉收的代价还算得上是有必要。
但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没到那种地步。
就拿历史上面临吴楚之乱的景帝刘启来说：吴楚联军共计不过三十万的杂牌军，真就能让汉室如临大敌，沦落到即将江山变色的地步吗？
当然不是——若论牌面实力，吴楚之乱七个叛乱诸侯加在一起再乘以二，都不一定能在景帝朝汉室五大野战军面前讨得一丝便宜！
但即便如此，吴楚联军却仍旧奇迹般的打到了睢阳城下，甚至几度登上睢阳城头；若非飞将军李广感到睢阳救援，睢阳城能否守住都还是问号。
即便如此，梁孝王在睢阳保卫战中也是狼狈不堪，不惜一日连发七封血书，请求长安派兵增援睢阳，并弹劾作壁上观，只自顾自在昌邑挖壕沟的周亚夫‘怯战’。
便在这种时间点，远在函谷关外数百里的睢阳城进行惨烈的战争之时，长安城内却是暗流涌动；无论是豪商富户还是勋贵大臣，都不乏‘一俟睢阳城破，便箪食壶浆以迎王室’的聪明人。
汉室如此危难之际，景帝甚至不得不挥泪斩帝师晁错之时，汉初最为精锐的四大野战军，为何没有加入到睢阳保卫战？
作为第一野战军——细柳营主将的周亚夫，为何连细柳营都无法带到睢阳，而是从关中征兵十数万，才启程前往睢阳防线？
只要愿意，景帝刘启甚至可以派五大野战军一同赶到睢阳，并不费吹灰之力扫灭叛军；晁错不用杀，周亚夫不用成为太尉，刘启也不用面临那般困顿的局面。
那景帝刘启为何要放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不用，反倒是要费尽周折，费劲心机，甚至将汉室历时数十年积攒下来，以备于汉匈决战之用的府库砸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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