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君王，刘弘却无法将这当成一场纯粹的家宴，亦或是亲戚之间述说亲情的契机。
对此，非但刘弘有明确的认知，刘恒、代王太后，乃至于借机走开了些，为刘弘和刘恒二人留下交流空间的张嫣，心里也十分明白。
待刘恒也坐回亭内，刘弘稍客套两句，便进入了进入的正题。
“待关东乱平，最晚不过岁首，王叔便当移封睢阳。”
“不知于梁国之事，王叔所知者为何？”
听闻刘弘提起此时，刘恒也意识到接下来的对话属于‘正事’范畴，面色便稍一肃。
“移封之事，乃陛下恩幸臣；臣感念之余，却未作他想。”
“及至移封后当如何，臣愚昧，正欲请陛下明示：臣为梁王，当以何为重？”
说着，刘恒正了正衣冠，旋即郑重一拜。
从代王异封为梁王，对于刘恒而言，绝对算得上是天降大礼包，奖品丰厚程度，仅次于历史上的‘天降皇位’！
诚然，梁国领土不到代国一半，但对于此事的诸侯王乃至于彻侯而言，重要的从来不是封土的大小，而是人口！
准确的说，是有多少土地可耕作，有多少人口可用于耕作，从而为领主创造更多财富。
——酂侯食邑万户，平阳侯食邑万六百三十户，依旧无法影响酂侯为‘开国第一侯’！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酂侯国的可耕作土地面积、水利、气候乃至于土地产量，都高于平阳侯国。
简而言之：酂侯国那一万户人家所能贡献的财富，比平阳侯国那一万零六百三十户要多很多。
对于彻侯而言，最重要的是可耕作土地面积；而对于诸侯王而言，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彻侯封国有多少土地可耕种，是几乎无法改变的事实；固定的可耕作土地面积下，人口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只要有足够的人种好这些地就可以了。
但对于掌握庞大资源的诸侯王而言，可耕作土地面积，并非不可改变。
多山？
挖山！
多沼池？
填沼池！
为了提高可耕作土地面积，诸侯王可以做出许多彻侯没有能力做到的事。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人口。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那其他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道路不同，可以凭借人口铺设道路；田亩稀少，可以组织人口开垦。
就连‘国家战略位置危险’这种问题，也可以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得到答案——更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更多、更优质的兵源！
而梁国与代国最大的基础不同，尽皆于这些诸侯王的命脉息息相关。
代国地处北墙边界，土地稀薄，气候恶劣，人口稀少——汉律中，甚至有因为土地贫瘠，而照顾代国的税收政策。
梁国则位于函谷关外，气候适宜，土地虽称不上肥沃，但相较于就连税收都受到照顾的代国，无疑是好很多。
而封建时代，造成人口自然流动最大的影响因素，便是土地和气候。
百姓不愿意迁至代国，其主要原因并非是代国地处边墙，而是因为代国的土地产出不多。
反观梁国，位于函谷关外，肩负着‘关中门户’的重任，其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代国；但梁地肥沃的土地，仍旧是的关东人口不由自主的汇集，在梁国境内安家扎根。
即便不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光是刘弘将刘恒从‘远长安数千里’甚至‘远关中千里’的代国，迁至近在函谷关外的梁国，也足以证明其亲近，和信重之意。
——相较于北墙出问题，汉室君王更担心的，无疑是关中出问题。
而梁国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的缓冲地，其战略重要性在君王心目中，甚至远高于边墙安危！
边墙出了问题，顶多就是伤筋动骨；可弱受梁国出了问题，那只怕整个政权都要动摇根基！
这种情况下，刘弘将刘恒从北墙的代北，迁至肩负关中安危的梁地，任谁知道此事，也都会说一声‘天家叔侄友恭，天子以代王为肱骨’。
得了刘弘如此大的恩惠，刘恒自然也要展露诚意：陛下你说，我做了梁王之后，应该怎么做事？
闻言，刘弘也是面色一肃：在关东诸侯尚存的情况下，梁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王叔当知，于吾汉室而言，北方匈奴不过疥癞之疾；而关东诸侯，则为心腹大患！”
毫无愧疚感的将几十年后，晁错在《削藩策》中提出的论点盗用，刘弘便将自己的打算陆续道出。
“太祖高皇帝之时，异姓诸侯为祸天下，高皇帝只得以长子王齐、幼弟王楚、兄子王吴，却仍致异姓诸侯皆叛，至今，为长沙一脉独存。”
“异姓王灭，而今宗亲诸侯，亦渐起不恭之心。”
给出一个‘没说你’的眼神，刘弘继续道：“前有哀王兴兵，同陈、周二贼祸乱天下，以诛吕之名，行篡位之实；后有今之悼惠诸子，欲效仿哀王所为，徒使生灵涂炭。“
“楚王薨故，太子郢客将即；然郢客年岁亦长，其子又多顽劣。”
“吴王濞虽尚恭，然吴地远关中数千里，亦或使濞渐生不轨之心。”
“燕王信，曾为高皇帝侯以‘羹颉’之名；今虽得王，亦不免暗藏怨念。”
说着，刘弘略一犹豫，终是补上了最后的忧虑：“淮南王长，虽乃吕后亲养，于朕稍亲；然朕年齿尚幼，亦不敢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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