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朝堂，或者说丞相掌控下的国库，依旧是每年十几万万，撑死不到二十万万钱的农税收入。
存钱自不用说——能用每年年初收上来的农税，把当年的事情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样的危机感，对于封建时代的臣子，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言，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刘弘凭借粮食保护价捞钱，朝堂根本无能为力；但对于国库的收入，刘弘是有能力影响的。
——农税收多少，皇帝说了算！
这也是刘弘最早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时，曾歪歪过的美好场景：等少府能凭借买卖粮食，年入四五十万万钱，刘弘就可以大笔一挥，免个一两年农税！
狠狠收割一波民心不说，还能让丞相府陷入‘没钱用’的尴尬之中，从而只能向刘弘开口。
可刘弘没意识到的是：如此简单浅显的道理，自己能看出来，这些沁寂宦海数十年，甚至见识过王朝更迭的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得出来！
当皇帝透露出‘爷们儿要把你们丢下，自己一个人玩儿了’的讯息时，官僚会做出什么反应？
非暴力不合作都是轻的——怕不是舆论会马上掀起对刘弘的谴责，什么独夫、暴君的头衔，一股脑的全扣过来！
甚至于有人内联朝堂，外结诸侯，再上演一出‘诸侯大臣共诛某某’也未可知！
想清楚这些之后，刘弘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规划，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只要政权还处于封建时代，君王想要带领国民进行文明升级，那官僚，就必然会被君王所需要。
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失去官僚集团的拥护之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刘弘也从这件中意识到：要想完成胸中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的敌视、防备官僚，而是要在戒备的同时，尽量促成双方的共赢。
说白了：既然刘弘吃了肉，就不能还拿着骨头棒子打外朝。
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把棒子丢给外朝啃一啃，喝碗肉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局的相对稳定，政治氛围的相对积极。
至于压制外朝，倒也不是非得要硬压——只要刘弘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国库有钱，且来钱的速度比国库快，就可以了。
就像长跑比赛，要想获得优势，并不是要让对手方向跑到起跑线之后，只要保证自己跑得比对方快，双方的差距在一点点拉大，就可以了。
拿财权之事来说：刘弘凭借少府推行粮食保护价，为自己开了一个大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试图凭此压制外朝，反而是要为外朝，也开一个财源。
最起码，也要帮丞相府解决今年必然会出现的‘农税根本不够用来维持朝堂运转’的问题。
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自然是不可能交到外朝——甚至于分享，刘弘都没有一点的兴趣！
而今年天下又普遍遭遇粮食歉收的问题，减免农税、口赋，也是刘弘必须要做的。
这种情况下，刘弘就必须帮外朝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少府的库存做威胁，做夺权的手段，自然也是要做的，但不能全靠少府，甚至不能将此作为主要手段。
外朝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较为恒定，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增长。
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状况下，外朝甚至可能要沦落到俸禄都要拖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在前世，就被刘弘刻入脑海的办法，涌现在了刘弘面前。
听闻刘弘以少府相要，审食其果不其然的面色一苦。
很简单的道理：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要想从少府拿钱，补贴外朝今年的财政漏洞，外朝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
——拿了少府的钱，总不能还骂少府‘与民争利’吧？
而拿了少府的钱，就等于拿了刘弘地钱；等刘弘以后，提出一些敏感的政策，朝堂还怎么据理力争？
而这，就是财权对于君权的意义：有了钱，就等同于有了话语权。
再把人事权攥在手里，君王就可以时刻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局面都还在自己掌控之中。
没让审食其急迫多久，刘弘就将那件为外朝量身定做的办法，尽皆道于二人面前。
“今岁谷不丰登，朕意，趁冬季农闲，发动关中百姓补种宿麦。”
“丞相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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