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毒灼魂’的说法，得到汉室官方神棍许负的简单解释时，刘弘正端坐于未央宫宣室殿，处理着关中各地送来的总结报告。
总的来说，今年关中补种宿麦的成果，还算是比较喜人。
关中去年春、秋之间的粟米耕种，由于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壮年劳动力，被中央征召去参加战争，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废。
想想也正常：汉室的‘一家五口’，普遍都是父母双亲，带着几个小孩子所组成。
壮年劳动力，普遍就是家中的男主人。
至于家中的孩子，则大都会在成长到足以被称为‘壮劳力’的年纪时，也差不多要娶妻生子，分家别户了。
而战争爆发时，中央征召的民夫、青壮，乃至于参战兵卒，也大都是选择这些年富力强的壮劳力。
这就意味着，当家中唯一的顶梁柱，被中央召去参加战争之时，家里的田亩，就只能交给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女主人看顾。
除此之外，顶多也就是年老体弱的爷爷辈，给年幼的孙子们稍微帮个忙。
这就使得去年，关中大半的田亩，都只能由老幼看顾；收成，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但凡事，都具有它的两面性——关中去年的春耕不顺利，机缘巧合的导致了关中田亩去年的‘肥力损耗’，较之过往小了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刘弘领头提倡关中百姓在冬天补种宿麦，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比较显著了。
根据关中各地送来的报告，刘弘能大致推断出，今年关中宿麦的收成，大概达到了平均每亩四石。
当然，宿麦的四石收成，与粟米的四石收成是两码事。
——如果是四石粟米，那在经过去壳、淘洗过后，最起码也能生下三石半左右。
但四石宿麦，最后能食用的部分，很可能勉强超过两石，甚至连两石都达不到！
听上去或许很离谱：四石麦子，最后只得到不足两石的面粉？
原因很简单：宿麦收成所得的麦粒，除了要和粟米一样，经历去壳、舂挑、淘洗的步骤外，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工序——研磨成粉。
如果没有这道工序，那宿麦的最终成品，就是汉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食用的麦饭。
而研磨成粉，又会让收获的宿麦，在一定程度上‘缩水’。
但这也同样不足以解释：研磨成粉而已，又怎么会让宿麦的总量减少，莫名蒸发呢？
——盖因为汉室所通用的度量单位：石，从来都不是重量单位，而是体积单位。
准确的说，是容量单位。
了解一下‘石’这个单位的计量方式，就能很容易理解了：量取‘一石米’，并不是通过称重手段，而是通过将米放入‘斗’内，盛满便为一斗。
而装满十个‘斗’所用到的米，其总量就被称为：一石。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另外的计量方式——以‘钧’为计量容器，盛满四个‘钧’所用到的米，也是一石。
这种称量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东西，由于‘密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称量结果。
在后世，人们普遍认为：一石约等于三十一千克左右；但这个等额换算，几乎只针对‘粟米’这个被称量物。
如果是一石其他农作物，都会因为粮粒的大小，而出现一定的误差：粮粒小于粟米的，一石便大于三十一千克，大于粟米，则小于三十一千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后世，一千克钢铁和一千克棉花，其重量是一致的。
但若是按汉时的计量方式算，那一石钢铁和一石棉花，所得出的重量绝对不可能相等！
一石棉花，无论是将棉花再怎么压进容器内，都不可能达到三十一千克。
而一石钢、铁等金属，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三十一千克。
而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便是一个为后世人所熟知，此时却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也无法解释的概念：密度。
在后世，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水的密度等于一，其他东西，如金属、石头等高密度物体的密度大于一。
甚至有翡翠这种密度大于三，铁这种密度大于七，乃至于黄金这种密度大于十九的超高密度物质。
而造成不同密度的物体，在同一体积的情况下，具有不同重量的原因，就是因为该物体的内部，分子之间的距离大小不同。
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小，密度越大，同一重量下的体积就会越小；反之，则越大。
这就造成如铁-金这两种金属，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积，黄金的重量也会达到铁的将近三倍。
‘分子之间的距离’，显然是此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也无法看到的，但具体到粟米和面粉之间，二者的‘密度’就具象多了。
同样是一石的体积，但每一粒粟米之间，都有肉眼可见的空隙；而面粉之间的空隙，已经小到了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单独一粒粟米和麦粒的密度差不多，但在‘石’这种容量单位换算下，一石粟米的重量，很可能只对应半石面粉。
换句话说：一石粟米的重量，大概在一百二十汉斤左右；而一石面粉的重量，很可能会达到二百四十甚至二百五十汉斤！
至于刘弘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那自然是为了给即将问世的面粉，制定一个合理得价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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