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的官学是法学，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为师”，虽然宝鼎曾经努力在咸阳和大梁筹建类似于稷下学宫这种半官方组织的大学府，但最终受制于剧烈动荡的形势和大秦官僚们的蓄意阻挠，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宝鼎就已经预见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统一后，很难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不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竟然是导致帝国崩溃的深层次原因。
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其中显赫者还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辈出，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
以法家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术”，慎到“重势”，到韩非则集“法、术、势”而大成。
儒家则是自孔子始，到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广为传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而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则主张以“礼”治天下，以“仁义”和“王道”来统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礼治”和“法治”之争是主流，而“师古”和“从今”两种治国理念更是激烈碰撞。
“礼治”一派主张“师古”，从周礼，封土地，建诸侯，他们的背后有豪门贵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张“从今”，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他们的背后是帝国的皇帝，还有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坚持“大一统”理念的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处在帝国权力的颠覆，拥有强悍的实力，但正因为傲视群雄，才有高处不胜寒之忧，只要一步错，则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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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宝鼎要离京赶赴北疆，临行前，他向始皇帝辞别。
始皇帝很憔悴，给人一种身心惧疲的感觉。帝国统一，国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亲，岂能不累？
宝鼎劝他，“过去陛下审阅的是一个王国十几个郡县的奏章，如今帝国有三十多个郡国，每日奏章无数，陛下通宵达旦，身体如何支撑？”
想到历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五次巡视天下，巡视途中依旧不知疲倦地处理国事，过度劳累恐怕就是他五十岁便撒手归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让中央诸府有充足的人员，但财政拮据，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始皇帝抬头看看宝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师就好了，朕或许就能轻松一些。”
宝鼎苦笑，“北疆形势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南北战争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回转京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现在，一帮老将云集北疆，很多事情变得异常复杂了，我必须亲自坐镇大行辕，以确保北疆局势在可控范围之内。”接着他指指案几上的文卷，对始皇帝建议道，“太子在外征战多年，文武兼备，适当的时候陛下也应该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国事。”
始皇帝的眉头微微皱起，眼里掠过一丝不满之色，“当初谁让他拜淳于越为师的？”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当初宝鼎对大一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土文化的繁荣源自中土分裂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数百年的土壤催发出来的，它汲取着一代代中土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营养，所以才绽放得格外灿烂，流芳千古。
中土统一了，这时候疆土统一，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等等，但唯独无法统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统一？
始皇帝别出心裁，把稷下宫的博士制度，一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将其修改加工后，变成官方的决策层机构，也就是博士议政制度。始皇帝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终寻找或者创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虽然说博士议政制度可以做为中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的建立从制度上对中土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了综合，并非常高明地将其纳入了帝国的政治轨道，然后再用统一和集权来保护主流文化，并相应地制约和改良异质文化，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继而产生适应统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术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导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的价值核心层，决定着大秦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使得法家思想在大秦拥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一切不同于法家思想的其他文化观念，都会遭到大秦人的排斥和打击，于是，单纯的文化统一不再单纯，它也不可能单纯，它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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