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体系几十年来一直运行地相当良好，直到启元年间，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凭借地利和食盐飞快崛起，开始在钱庄、食盐等业务上对晋商发起冲击。
在山东、江浙、湖广等地，晋商的势力范围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大商帮的崛起威胁到了晋商的核心利益，如果他们的商业势力收缩，其他人就会质疑晋商是否还能兑换那些银票。
这关乎储户对他们的信心，而信心是种很脆弱的东西，晋商必须不择手段地维持自己的强势地位。
可其他商帮同样也不是善茬，他们或许总体势力不如晋商，但胜在有本土优势。
凭借着庞大的乡党势力支持，晋党很难用行政手段或武力打垮他们。
晋商想赢，就必须用常规的商业手段战胜对手，用钱砸。
因此即便晋商明知道湖广动乱，自己在当地根基薄弱，与白莲叛贼和南漳贼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对方随时都可能翻脸；
但还是硬着头皮去火中取栗，为的就是尽快将手头资源变现，趁三大商帮立足未稳用大量白银冲垮他们，守住自己在直隶和中原地区的势力范围。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那范家的范明是英雄，他无愧八大晋商之首的地位；
可现在事情办砸了！还把关键证据落在别人手里了！大家的十族都一只脚踩在棺材里，连累地他张四维也得对死太监低声下气！
虽然一肚子怨气，但张四维还是低下了他骄傲的头颅。
“如果公公这次肯高抬贵手拉我们一把，晋党从此唯公公和首辅马首是瞻。”
“直隶地区的票号生意都可以让公公入股，草原那边的贸易会马上停掉......起码他们是这么对我保证的，我会派家仆去监督他们完成承诺。”
张四维唯恐冯保不肯答应，又接着许诺了很多珍奇的金银珠宝和古董文玩。
只是最令冯保心动的，还是张四维承诺的直隶地区票号股份。
银子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它实在太沉了，商人们不可能拉着一大车银子去各地做生意，那是明晃晃地在诱惑盗匪来抢自己。
有一定体量的富商往往会选择将部分现银存放到晋商开设的票号中，将现银兑换成银票，到了目的地再把银子取出来，或直接用银票进行结算。
大明朝廷其实也发行过类似的纸币，比如大明宝钞，这玩意早在洪武年间就开始发行，太祖爷朱元璋还拿它赏赐过燕王朱棣。
但由于朱元璋出身略显贫寒，别说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就连基础的儒家理论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因此他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是相当简单的：钱嘛，纸嘛，印嘛！
宝钞很快就变成废纸，朝廷被迫退回了以铜钱和实物进行收税的原始阶段，直到今天。
而晋商的银票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代代晋商用时间沉淀出的信用，晋商的生意遍布五湖四海，他们发行的银票就能兑现到五湖四海。
别说大明，晋商发行的银票就算拿到东瀛和南洋都有人认，朱翊钧往南洋倒腾军火的时候偶尔都会用晋商发行的银票进行结算。
如果晋商肯把直隶地区的票号生意吐出来，那就算不打发行银票的主意，库房里那些现银自己也是能临时支取一部分的。
这可都是流动资金，光拿出一部分去放印子钱都能大赚特赚！
但心动归心动，冯保咬咬牙、还是没有当场给张四维任何承诺，只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会再考虑。
张四维也知道事关重大，冯保不可能立刻给自己答复，又表了几句忠心后才心事重重地离开。
张四维走后，冯保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吩咐下人备马进宫、去文渊阁找到还在值班的张居正，将事情和盘托出。
他确实对张四维允诺的票号股份确实非常动心，但比起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有不得不依附于张居正的理由。
有明一朝，内廷和文官的权力往往是息息相关的。
当文官的权力开始出现失控的迹象时，皇室就会启动备用方案，在权力天平的另一端压上名为“勋贵”的砝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天平两端的平衡。
这种和谐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那个男人的出现：英宗朱祁镇。
由于英宗在土木堡来了波大的，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混乱中攫取了权力，大明文官们上百年的梦想终于在他手中实现。
于谦对勋贵势力进行了狠辣的阉割，将武官的任免、升迁和大部分京城兵权收归到兵部治下。
他改三大营为五团营，借“择优汰弱”之名将世袭军官和勋贵子弟从队伍中清洗出去，同时对京营的指挥层级进行细化，通过大量由兵部直接任命的基层军官将指挥权牢牢控制在兵部手中。
为了进一步根除勋贵势力对京营的影响，于谦还大幅度对京营规模进行了精简，将淘汰下的人员全都赶去从事修建城池、土木作业等脏活累活，虽然这些人在编制上还算是京营，但事实上已经被踢出了京营沦为边缘人。
在于谦的改革之后，兵部基本完全取代了五军都督府的职能，勋贵们被于谦一脚踹出了朝堂。
现在的勋贵势力虽然一息尚存，但也无法再承担制约朝堂的作用，于谦把权力天平那一端的砝码拿走了，大明上百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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