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冀道：“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进山的这些人中，虽然大多都是义和拳的人，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将士。
中原大战之后，二十九军被张少帅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人多但是人心不齐。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跟叫花子部队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独木难成林。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国民党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少帅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对此，罗冀等中下级军官甚为不满，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也无可奈何。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鬼子的意图可谓是昭然若揭。
罗冀等人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出日本人的意图，纷纷向上级建议备战，但是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此时宋哲元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丧失了制敌的先机。
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日军根据停战协定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委员长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
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但是鬼子又走在了前面，他们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将要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董将军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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