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同年的一月，丝绸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会上传出的好消息是：建国以来丝绸业已为国家创汇100亿美元，上交利税100亿元，农民收益100亿元。
同时，也传出了决策高层的权威论断：“由于近几年来茧丝增长速度高于内外贸易所需，已造成厂丝积压1万多吨，因此，目前对发展速度在适当控制中。”
同时，会议上领导宣布行政方面已决定三项严峻的政策措施：
一、1986年春季开始降低茧价20%，并实行限量收购；
二、对夏茧和早秋茧作为绢纺原料收购；
三、对缫丝厂的计划外所产厂丝，国家一律不收。
于是，会议就在忧心忡忡和蚕宝宝要吃苦头的叹息声中结束。
四月中旬，丝绸总公司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向全国约四十多个单位发出贯彻三项措施的行文，在人们口头上就成为“多一粒茧子不收，多一斤厂丝不收”。
这个规定，有些省不同意执行，在福南召开的蚕品种鉴定会上和五川召开的国家桑蚕茧标准制订会议上，对于本年减少收购100万担蚕茧的计划引起强烈反响。
与会代表认为这三项措施行不通，以及即使能强力贯彻下去，是祸是福，议论纷纷，但是对于库存积压1万吨白厂丝多数不信，说是个谜，对于蚕宝宝要吃苦头了之说则比较一致。
当时间进入八七年，在丝绸产地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蚕茧大战。
“江浙农村蚕茧混战几时休”，这是1987年7月16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对一个月前发生在主要蚕乡的一场空前浩劫，作出首次报道的标题。
记者说：“这场混战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记者在报道中指出，这是长期来丝绸产业政策不断失误的必然结果，但来势猛、蔓延广、力度大则是始料不及的。
接着沪海各大日报相继地发出很多新闻信息，对浙省多个县市及其毗邻地区发生的以大幅度哄抬收购茧价为主要标志，尔后波及苏、浙、川、皖、中原、湖鄂省等省的蚕茧大战，作了许多追踪报道，引起了国际丝市的震惊。
当时各报除简要地描述有关实况外，其重点则对占全年茧产量40%的秋茧，即将在国庆节前后上市发出警报，呼吁有关方面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但是时间走得更快，2个半月后，更加剧烈的秋茧大战已扑面而来。
1987年9月30日，浙省的皮革之都由于秋茧比外县早、质量好、产量大，国家规定鲜茧价每市担210-220元，开秤后的9月27日和28日，即爆发了秋茧大战。
先是天刚蒙蒙亮，德青开来了“碰碰船”，兰汘开来了大卡车，两处来人四出扬言，可以每市担290元高价收茧。
农民不信，有人前去卖了几担证实了，就一传十，十传百，乡村里就沸腾起来，大量茧子立即滚滚外流。
那时只见四面八方涌出5000多辆自行车，每车各装三包鲜茧，品字型地左右两侧各装一包，上面横加一包，共约100来斤，一时人声鼎沸，铃声震天，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物流大军，奔上公路，堵塞交通2个多小时。
他们主要奔赴德青、侗乡和乌镇，茧到那边即倒入筐内，不验茧质，不过磅称，筐满按筐付款，茧价抬到300元以上，于是皮革之都各茧站每担一律提价50元，外加缫丝厂向农民返利，光是中秋节和第二天，皮革之都三家国营丝厂就增加成本300万元。
为此，皮革之都市长坐不住了，带了一批经理、干部到德青，本拟协商制止，不想人到现场即被对方收茧人员和一批茧贩包围、扣压，连市长也未幸免，随身带去的步话机、录像机全部被没收。
9月27日是星期天，上级部门无人值班，因而纠纷到了第二天方告解决。
事后，相关丝厂向上级作了专题报告。
1987年10月6日《浙省日报》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查明主要对方是德青县雷甸乡雷丰丝厂，并作出了厂长撤职和把抢购的蚕茧送回原地的处理。
但是这批鲜茧已变成出血茧和软茧，双方损失最少达500万元以上，这位厂长说：“真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大课哈，然而，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所谓茧贩，这位厂长说：“沪海人处在丝绸行业的后道工序，在历史上有余茧商其人，恐怕没几人知道今日的茧贩吧？”
于是他介绍了如下情况，原来今日的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很多人还是乡里镇上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但不参加茧站工作。
晚上，则挨门串户带了现钞向农民收茧或预购蚕茧，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一晚可赚一千多元或几千元，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道贩子的，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
这些厂有银行贷款，还经市县上级点过头，所以很有实力。
当时一些乡镇办的经营服务公司，村乡贸易货栈，甚至文化活动站也参加这一行列，插手抢购蚕茧。此外还有一批个体茧贩，其中包括见过报的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禾城一地就有300多人。
他们有的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他们人数不多，资金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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