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如何改变这一态势？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以张璟这点浅薄的阅历和官场经验，无法给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岂是那么好摸索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事情。比如我党，那是用多少英雄的鲜血与生命，多少志士的聪慧与才智，几代人的艰难与挫折，才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特色道路。
况且，制度这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卫所制，你能说大明太祖借鉴前朝的军屯，而创建的这套制度不行吗？至少在明初，这套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问题出在后来者并没有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将之与时俱进罢了。
再加上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再优秀、完美的制度，也会变样的。
更何况张璟再厉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强如武侯，为报先帝知遇之恩，事必躬亲，把蜀国伏在肩上，艰难前行，不也是天不假年，功败垂成，最后星落五丈原吗？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到了后来，反而有某些别有用心者说丞相专权独断，不肯放权，不肯培养人才等等。我们这些普通人都知道的事情，难道才高如丞相者，会不知道？
会不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会不知道培养人才？这些人却不知道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去观察、分析问题，在那个时代，知识被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个顶个的强悍，兼资文武，出将入相。
但是，若是想从平民中发现人才，不是说没有，概率实在太低了。平民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何谈成才？
所以，丞相想要人才，就需要世家大族点头，心甘情愿的让自家子弟出仕。然而，问题又来了，益州士族本来对蜀汉王朝的认同度就低，加之他们压根就不支持丞相的北伐。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让自家子弟出仕，为朝廷效力。
看看蜀汉的投降派是那些人就知道了，对于益州人而言，谁做皇帝都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他们本身的利益不受损失就好。
荆州、元从的人才越来越少，东州人才也逐渐凋零，而益州本土的人才又不支持，能怎么办？
若是有时间，丞相自然可以先整合内部，可惜，丞相缺乏的恰恰就是时间。
为了先帝遗志，为了克复中原，丞相就只能事必躬亲，只能往死里使用元从系和荆州系、甚至是东州系的人。问题是这些人如无根之木，只会越来越少。而不像益州本地士族，扎根本土，根深蒂固，底蕴深厚。
我是亮粉，一说到丞相，话就多了，打住，说小张。
小张只是个普通人，没丞相的经天纬地之才，所以，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最多也只是力所能及而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张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他既没那个本事，更没那个必要。
到了那座山就唱那座山的歌，此时鞑贼是大明的祸患，那么张璟做的就是把这个祸患消除掉，至于其他的，张璟只能说尽力而为，为后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就算一时之间做不到，起码把这枚种子播种下去。
如果后人还是走了那条老路，那也是活该！活该你们不中用！路都替你们铺好了，你们不走，又能如何？可惜的是百姓跟着受苦，官僚们改换门庭，反正也不影响他们继续升官发财，或许这便是他们的底气之所在。
不论谁在位，治理国家，总是需要人的。至于名声？改朝换代而已，这些人有的是办法把自家洗的干干净净。
总兵府西院，前院是总兵府的幕僚们办公的地方，除了大厅是会客的地方之外，其余的房间都被分配了出去，平时一人一间，有公务需要大家聚在一起商讨，就会在大厅会面，倒也不错。
不论衣食住行，张璟都没亏待这些人。除了总兵府本来的属官之外，其余的幕僚肯来延绥这等苦寒之地就已经十分不错了，张璟若是再苛待，谁还愿意留下啊，去哪儿不比西北这等苦寒之地好？
张璟来到紧挨着大厅的一间屋子，推开门后，便笑呵呵的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文士打扮的中年男子打招呼，“方先生，边地苦寒，比不得江南的好风光，先生可还适应否？”
方言闻声，从满桌的文书中抬起头，见是张璟，连忙站起来，笑着拱手，“原来是东翁，一时不察，望东翁恕罪。”
张璟不以为意的摆摆手，“先生这话可就令某无地自容了，时间长了，先生就知道，某最烦那些繁文缛节。”
这位老先生是张楷为他介绍的，精通土木之学，不仅如此，还有举人功名，只不过这位老先生醉心于自己的研究，无意汲汲于功名，所以，并未应试，就是这个举人，也是被家里人念叨烦了，不得不考的。
相比于功名，方言更喜欢研究学问。张楷当年巡按福建时，与之相识，相交莫逆。张璟要修筑边墙，张楷便亲自手书一封，将这位老先生给千里迢迢的请了过来。
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某些文人，颇具古之“士”风，老先生接到好友的信之后，二话不说，收拾了一下行囊，带着几个徒弟就来到了延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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