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问题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不管是美欧还是苏联，都未曾找到过解决的办法。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大约只有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差点就消灭了民族和宗教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过崇祯很清楚，那是在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组织作为后盾，在一群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无畏者的领导下创造的奇迹。
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吼声中，一切用民族和宗教建成的，貌似坚不可摧的壁垒城墙，就这么在他们面前土崩瓦解了。
作为大明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毫无疑问他是拿不起阶级斗争论这种神器的。而且他也无法指望，一群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会成为解放者。
如此以来，他面前可以选择的方案就不是很多。欧美殖民者对待殖民地土著的方式，显然是不适合用在国内的。
如果奢安两家土司只是孤立的部落，那么朱由检原本是想要一劳永逸的，把这两个部落彻底从中华民族的序列中清理出去。
但是随着社会调查所对于西南各土司情报的收集，还有西南地区各种历史问题的调查，他此时已经知道，年初时他下的决定过于草率了。
和这些已经同汉人杂居了上千年的少数民族彻底决裂，只会把西南地区变成一个火药桶，从此让大明的西南几省不得安宁罢了。
第一西南少数民族数量之多，你根本分不清谁是那个民族的人，而一旦他下令让军队开始进行剿灭战，很难相信这些军队会认真的鉴别一番再下刀子。
第二这些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存在了这么久，早就达成了一种势力平衡，划分好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消灭掉其中一两家土司，如果不能尽快控制他们遗留下来的势力圈子，这些地盘很快就会被其他土司所侵吞下去。
问题在于，汉人根本不愿意进入这些深山老林中去过活，就算是有些汉人迁移进去了，也很快就会被少数民族给同化掉。到头来，明军不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所以，最终崇祯能够采用的，还是孙承宗和几位文官所提出来的，除了对坚决抗拒朝廷的叛军首领进行镇压外，便是拉拢摇摆不定的叛军小首领，从而分化叛军集团内部的凝聚力。
不过这样一来，相当于打掉了奢崇明、安邦彦一群大土司，又扶植起了另一群小土司。就算过了眼前这关，日后朝廷也未必会安心。
孙承宗倒是比崇祯看的开些，他对着崇祯如此劝谏道：“西南土司之乱终究是手足之患，唯有东虏、西虏方才是大明的心腹之患。这些土司再怎么闹腾，也冲不出大山和长江关口，威胁不到我大明的腹心。
且先把西南地区安靖下来，让朝廷休养几年，只要能让国库能够宽裕一些，我们就能先把辽东的问题给解决了。
辽东不复，神京就等于是两面受敌，不管是西面草原上的林丹汗，还是辽东的建奴都可以威胁到我们。不管是从大同关外到神京，还是从锦州到神京，两边的路途都不算远。若是稍有疏忽，便是兵临城下，天下动荡的局面。
臣以为，和东虏、西虏相比，西南土司不过是跳梁丑类。只要北方边境能够安定下来，派一支边军去就能把叛首抓到陛下面前服罪。
更何况，西南军官学校已经招收了不少土司子弟，只要这些人日后能够有一半心向朝廷，西南地方也不会像今日一般处处同朝廷作对了。”
朱由检虽然今日算是同孙承宗这些官员妥协了，但是他还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推行义务兵役制，一个便是民兵制度。
对于义务兵役制，孙承宗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从年初时，朱由检就隐约向他透露过这个意思。只不过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崇祯只是在顺义县试了点。
大明卫所制度已经是败坏的差不多了，即便是推行了卫所军制改革，把土地分配了下去，改终身军制为5年军制，凋零的卫所军户，也凑不齐可以服役的青年。
三营新军的成立，出身于军户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人都是因为分配了卫所的田地，不得不交出了自家的青年。
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下半年就要从京畿以南地区的卫所再征集两营6000人的新兵，从而把京畿都督府麾下的兵力恢复为5营新军，2营京军，外加两个骑兵师，一个骑兵联队的规模。
可是，到了今天，从京畿以南各卫所征集到的新兵才2871人，连一个新兵营的名额都没填满。面对这种状况，孙承宗觉得的确是要从卫所外的平民中招募兵源了。
但是对于建立县内的民兵组织，他还是有些不赞成的。虽说，皇帝觉得成立民兵组织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控制住当地的复员军士，二来可以保卫本地的百姓。
在孙承宗看来，成立民兵组织有一个最大的坏处，要是当地的民兵组织落入了心怀不轨的人手中，岂不是成了当地最大的祸害。另外还要给这些民兵装备威力巨大的火绳枪，这让他总感觉是在自掘坟墓。
朱由检不得不再次劝说道：“比起刀剑枪矛，我还是觉得火绳枪和鸟枪给这些民兵使用最为适合。刀剑枪矛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还要这些民兵有进行肉搏战的勇气，我觉得没什么时间进行训练的民兵，很难做得到同叛军进行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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