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大约还不清楚，到了今年十月，农会已经在北方七省初步建成了一个骨干体系。县以下的乡、里、村，现在已经改成了县、镇、乡、里、公社。
此前的顺天府区域，公社化的村子已经达到了八成二，除了顺天府之外的河北地区，公社化的村子大约占了六成七，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大约是百分之三、四十。
根据户部的数据对比，公社化的村子要比那些自然村缴纳国家的税收高上一成五，但是村民的收入却依旧比自然村村民高出了二成以上，先生可知是为什么？”
孙承宗是北直隶保定高阳人，虽然他为官一向清廉，但孙家在高阳也依然是占有了许多土地的大地主。乡村中的公社化运动、农会运动，他自然是有所耳闻的。甚至于高阳的族人、同乡还写信给他诉苦过，希望他能够干涉地方官员的行事，只是他未曾理会而已。
崇祯这一问，他立刻便回忆起了那些族人和同乡的诉苦，于是便回道：“陛下所说的，莫不是公社化以后，取消了大户人家任命的田头，并不再允许这些人家私自上门征收田租，只能从公社手中获得固定田租一事？”
朱由检点了点头说道：“取消了大户人家的田头制度，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之后，农民的所得自然就上升了。而公社的存在不仅厘清了隐田，也减少了各地大户拖欠田税的行为。
当然，朝廷和百姓的所得都增加了，那么地方上的地主收益自然是在缩减的。只不过京畿左近朝廷的拳头比较大，朕又放开了对于工商业的限制，所以北方地主大户虽然不满，但也没人提着脑袋和朝廷闹事…”
孙承宗闻一知二，顿时想起了这两年被流放海外的大户、勋贵甚至是宗室，显然这些人应当并不仅仅是犯了罪，估计同阻扰公社改造和反对减租减息也有关系。
朱由检并没有注意到孙承宗的脸色变化，而是继续说道：“不过公社改制和减租减息虽然能在北方慢慢落实下去，但是过了淮河，就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过了长江就更没人把这两项政策当一回事了。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这两年南方都没怎么受过大灾，所以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强过了官府的力量。不比北方诸省，先天灾又是人祸，地方上的宗族势力摇摇欲坠，才没什么人敢站出来同朝廷作对。
不过，只要存在着利益，这些北方宗族迟早还是会反扑的。农会和公社，是朝廷在农村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要是倒下了，朝廷还要如何从乡村征兵纳税？
想要让农会和公社始终掌握在朝廷手中，这些在军中服役过的士兵，就是最好的朝廷支持者。在他们复原之后，让他们在基层的农会和公社中担负一定的责任，那么起码我们从地方大户、地主手中夺来的权力，不会轻易的被他们给夺回去…”
即便是孙承宗这样的人物，也是无法轻易背叛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的。当然他现在所属的是一个新兴的军事官僚团体，而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大夫官僚了。
在这场关于退伍士兵的讨论中，孙承宗还是接受了崇祯的主张，按时让第一批千余官兵退伍，并将之安排在各地的公社、农会和巡警局内，从而加强对于基层民众的控制和政策宣传，为今后的义务兵役制度的全面落实展开工作。
当孙承宗走出了西苑精舍的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似乎忘记和皇帝谈一谈，让皇帝远离这些密宗僧人的事情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回头，他觉得崇祯似乎并不是因为喜好密宗才召见这些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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