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究竟是什么？对于大明的文官集团来说，这就是一个必须要时刻警惕并加以不断控制的怪兽。失去了控制的军队，将会把一切资源用以给养和壮大自身，从而令整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
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的中原混战，这近百年武人统治的历史，已经给整个国家的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得他们宁可忍受外敌入侵的威胁，也不愿意见到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出现。
不过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某位伟人一手缔造的人民子弟兵，使得人民从未畏惧过自己的军队。每当这个国家出现了各种危机时，军队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成为人民的最大依靠。
即便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对于军队的政治注释是：…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对外抵抗或实施侵略、对内巩固政权的主要暴力工具。人民也从未将此同子弟兵联系起来，人民总是有着这样的信念，子弟兵和书本上的军队是两回事，他绝不会变成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
苏长青同样有着这样朴素的认知，在他看来只有保卫人民的子弟兵，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军队，其他的不过是暴力武装罢了。是以他对于军队表现出的好感和信任，是整个大明朝廷任何文职官员都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总参谋部是大明新式陆军的大脑，那么由各陆军军官学校培训出来的青年军官们，就是整只新式陆军的脊梁。这些青年军官们的职业操守和个人道德水准，决定了大明新式陆军究竟会成为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
崇祯为新式陆军建立物资供应保障制度，又吸收大量底层士兵精英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军官团的后备补充，使得新式陆军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旧军队的将门传统和自我封闭的军户体系，变成了和整个社会各阶层都有所交流的国家军队。
虽然新式陆军不可避免的还保留了许多旧军队的习俗，但是起码这只军队从上到下已经接受了，保家卫国才是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因为获得了充足的物资补充，新军的士兵们也较旧军队较有服从精神。
而对于军队的军官们来说，他们最为看重的还是皇帝对于军人地位的提高和维护。每年将近一半的授勋对象都是出自于军中，其中三分之二的名额又面向了基层军官和士兵，这样的授勋仪式不仅提高了军人的地位，更是极大的提高了军人的荣誉感。
不过到了崇祯十二年，为了防止这些军士对同乡灾民动了恻隐之心，放任灾民逃离自己的家乡，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总参谋部不得不采取了异地调用军队封锁河南各地交通要道的办法。
但是对于这些新军的将士来说，河南灾区的惨状依然让他们为之恻然。如果不是因为良好的军事训练养成的服从性，和朝廷正努力解救灾民的举措，恐怕已经有不少军士是难以把任务执行下去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一些从陕西、河北调来的士兵，愿意将自己一半的口粮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灾区的妇孺。
而军中陈启新、程国祥等一批青年军官，则对于京城掀起的政治风波及为不满。在灾区饥民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些官员们不想着如何想法设法筹集粮食进入灾区，反倒是拿着天人感应这套鬼神之说去逼迫皇帝下罪己诏，这简直是本末倒置么。
因此当京城尘埃落定时，河南地方在这些青年军官的带领下，倒是第一个站出来出声支持内阁决定的。特别是河南府的夏允彝、牛金星，归德府的王琦，这些在大明年轻士人中最为出色的精英们，也对金圣叹、吴伟业等人的上书之举进行了不加颜色的批判。
批评的声音很快就从河南遍及了北方诸省，批评的对象也从金圣叹、吴伟业身上扩展到了所有不顾大局的南方士大夫身上。也就在这个时候，内阁决定把余粮征集的地区从七十余县扩展到一百四十九县，并决定组建征粮队和巡视委员，对征粮各县进行强制征粮。
虽然南方士绅对于内阁不顾他们反对强行实施的余粮征集制度极为抵触，但是这些士绅的声音完全没能得到北方士绅的同情和支持，这让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成为了政治决策中的少数派。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年仅二十一岁的黔国公沐天波带着数十家将和几名陆军参谋进入了南京城。虽然仅仅只是隔了一条长江，但是长江以北处处可见的流民，到了江南就顿时消失了，至于南京城内更是丝毫看不出任何荒年的景象。
和此时质朴而朝气蓬勃的北京城相比，南京城就像是一位盛装打扮的青楼少妇，温柔多情却又颓废奢靡。看着南京城内的繁华依旧，沐天波也算是松了口气，一路南下所见的流民惨状，实在是太让他难受了。而这还是在朝廷对灾区进行了管制，将大多数灾民安定在家乡后的景象。
从小就在富贵环境中长大的沐天波，还是第一次知道，人居然还会没饭吃。而一个人如果饿极了，就不会有什么道德可言。他在一路上已经见多了，为了一张饼子，父母可以抛弃孩子，丈夫可以抛弃妻子，书中所说的人伦纲常，在粮食面前几乎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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