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吴昌时大约是崇祯十六年冬天才被问斩的，下狱则要再早一两个月。如今这一切显然是提前了。
而提前的原因，说来倒也巧，竟是因为周延儒此前为了解救盟友陈新甲，想要捞人的过程中，得罪了坚持弹劾的御史言官们。
然后吴昌时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就被其中几个御史顺便提前弹劾了。
说他各种结交宦官、巨额贪渎，还对今年春闱中选的新进士们，在派官排职时收受了巨量的好处，谁给钱多就安排到没有战乱的地区当官，谁不给钱就派到流贼和鞑子战区当官云云。
实话实说，吴昌时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甚至这背后，周延儒自己都捞了相当一部分。
只不过这种事情如果倒退几年，也罪不至死，不会如此大弄。只能说崇祯朝到了最后关头，什么事儿都开始冒出来了。
周延儒最近提心吊胆，根本不敢劝阻皇帝的决策，唯恐又惹一身骚。此刻崇祯跟他说了自己的决定，周延儒也犯不着为了朱树人的爵位而据理力争，便唯唯诺诺地说：
“陛下处置甚是合理，朱树人毕竟未竟全功，加之如此年轻，暂时不给公爵，也是为了他好，以免将来功高不赏。”
崇祯听了，也非常满意，就示意吏部回去之后好好拟一下具体说法，到时候给个章程。
后续流程又走了三五天，自不必提，到六月下旬，崇祯的封赏旨意和对湖广、四川文武的进一步指示，也都以旨意的形式正式下发。
由于李自成最近还在蛰伏休整，没暴露出更大的危险性，这次的旨意同样不用太加急，所以就按正常日行二百里左右的速度往西南送。
另外，除了给湖广和四川官员的旨意外，崇祯还搞了两件事情。
首先，就是议赏之后的次日，他就让宦官找了符合祭祀礼法的匣子，装了张献忠的人头和五百片肉，然后亲自去太庙祭祀了列祖列宗的牌位，算是还愿，展示他这个不肖子孙总算完成了给祖宗雪耻、帮祖宗安息的承诺。
他本人在京城太庙祭祀完之后，想了想，又咨询了一下礼部的官员，查漏补缺看看还有没有漏掉什么该做的。
礼部尚书绞尽脑汁想了一番后，还跟礼部各司专业官员核计了一下，于是又上报，说崇祯还应该派人去凤阳祖陵遗址（或者说重新修复后的凤阳祖陵）也祭祀一下。
考虑到皇帝本人不宜出京，这种事情又最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才能做，所以最好请一个跟皇帝血统比较近的藩王，代表皇帝去“谒陵”。
崇祯一想也有道理，毕竟六年前张献忠挖的就是凤阳祖陵，现在仇人授首，确实该去当地告诉一下祖宗的亡灵。
于是让礼部祠祭司查查藩王名录，找个封地离凤阳府比较近的藩王，最好血统也合适一些。
凤阳府作为中都所在，本地是不允许有藩王封到那儿的，所以最近的藩王，也得是跟凤阳府相邻的州府了。
礼部祠祭司查了之后，如实上报，说最近的是如今因战乱在合肥避难的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
他们虽不是正经就藩于彼，至少目前正好离得近，皇帝只是需要一个藩王代劳谒陵，没必要纠结其正式封地。而福王、潞王的血统是与崇祯最相近的。
崇祯拿到这两个选项后，心里倒也清楚，堂兄朱由崧的血统，是比堂叔朱常淓更近一辈。
但他也知道三叔老福王当年跟他爹、光宗朱常洛之间争夺太子之位，那长达二十多年的恩怨。
崇祯内心当然不喜欢福王家的人，就一咬牙，把这个代天子谒陵的活儿，交给了朱常淓。
舍亲就疏肯定需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崇祯想了想后，就吩咐道：
“按血统，确实是福王兄跟朕更为亲近。不过朕倒是想起来了，此番诛贼立功的朱树人，不正好是潞王叔的女婿么！
既然是潞王叔的家人立此殊勋，就一事不烦二主了，让潞王叔去祖宗灵前露露脸，想必祖宗英灵也会更加告慰一些吧。”
礼部祠祭司郎中立刻记下了崇祯的意思，很快就走流程拟旨：由潞王叔代天谒陵。
……
北京离合肥，显然比北京离四川要近得多。
所以短短七八天之后，七月初三，身在合肥的潞王朱常淓，就先收到了崇祯的圣旨。
朱常淓最近每天宅在临时王府里，不是抚琴就是研读佛经，鉴赏铜器、香料，或者跟妃嫔妾侍胡乱搞些娱乐活动。
自从三个多月前，唯一的女儿朱毓婵被送去四川跟朱树人成婚后，朱常淓一开始有些不习惯，每天总觉得失去了什么，甚至还有点后悔——
倒不是后悔选错了女婿，而是后悔女儿要远嫁吃苦。要是女婿能一直留在武昌就近当官，女儿也能留在武昌，那就方便多了，大不了王府全家也搬去武昌。但四川实在是太险远了，只能指望女婿早点打完仗，尽快回来。
半个月前，他从女儿派来送家书的宦官处得知，女婿倒是打了大胜仗，杀了张献忠，当时朱常淓颇为振奋。
倒不是为女婿又要升官晋爵欢喜——他家都是亲王了，女婿是伯爵还是侯爵甚至公爵，其实都没差太多。他只是觉得女儿总算可以不用留在残破的四川，可以回湖广总督的正式任所常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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