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率领的内阁，试图寄希望于海外物资的输入和大明灾民的忍耐力，以度过崇祯十二年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大旱。
不过到了4月底，现实便已经证明内阁还是过高的估计了，海外物资输入的速度和大明灾民的忍耐力。河南信阳、山东曹县两地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
信阳是当地官府对于逃荒的灾民处置不当，初期不肯听从朝廷命令设置光卡阻止流民在县城附近集结，到了流民在县城附近大批集结之后，又害怕发生民变试图强行驱赶这些流民离开，最终激怒了灾民攻打城池。
而山东曹县这边，则完全是一起有预谋的叛乱。天启年间被扑灭的白莲教余孽，趁着大荒之年重新返回山东组织起了一场反叛。
河南信阳正位于正在修建的京汉铁路的附近，也是两湖粮食运入河南的要道，因此信阳这边的农民暴动很快就被湖北和河南两地的官军给扑灭了，只有少部分残兵败将逃入到了大别山中。
至于山东曹县这边的白莲教信徒，虽然比信阳的农民军多延续了一个多月，但是很快就被地方民团配合山东官军正面击败，从而开始四处流窜。
到了这个时候，钱谦益和内阁阁臣们终于下定了决心，对南方产粮地区实施余粮征集制度，并封锁河南、山东西部的交通干道，以确保灾民不会四处流窜，最终集结起地方上难以控制的流民大军，威胁到地方稳定和漕运的安全。
随着六月一日京汉铁路除黄河部分的全线建成，六月二十三日津浦铁路的全线贯通，长江和黄河流域除了大运河外，终于又多了两条南北运输干道，这极大的缓解了南粮北运的压力。于此同时，河南境内的各铁路干线，也确保了官军能够以较少的数量控制住较大的地域，将灾民分隔并局限在了自己的家乡附近。
朝廷对灾区实施的限制人员流动措施，从本质来说并不是一个拯救灾民的办法。如果怀着恶意去揣摩这个政策的目的，这其实就是迫使灾民在家中自救，而不使他们变成破坏力极强的流民，从而使得灾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毕竟像这样广阔的灾区，所聚集起来的流民几乎和蝗虫没什么区别，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同样也是寸草不生的。这样的迁移将会延续到，流民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或是他们在这之前饿死大多数人为止。而被他们所骚扰的地方百姓，多半也会成为流民的一部分。
不管是是限制灾区百姓流动，还是对南方士绅实施的余粮征集制，对于某些文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乱政。因此，朝廷颁发的布告才公开不久，这边弹劾内阁及反对余粮征集制的奏章已经如雪片一般的飞入到了宫内。
朱由检自然不会理会这些江南缙绅的反抗，这些江南缙绅也许看起来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依附于大明体制才能存在的阶层，是无法用体制之内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除非这些江南缙绅豁出去了，公开打出割据或是造反的旗帜，那么也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可能。
不过在朱由检的记忆中，江南缙绅的软弱也是出了名的，否则满清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消灭了南明。明末能够稍稍振奋人心的江南之战，大约也就是江阴保卫战了。其他城市不是轻易被破屠城，便是开门投降，就连南京这样的坚城都是主动开门迎接清军进城的。
所以，朱由检就感觉奇了怪了，满大人拿着刀把江南士绅抢劫了个遍，江南士绅不仅没有半点怨言，还拼命给满大人歌功颂德。何以他令这些江南士绅拿出点粮食来，就特么成千古罪人了，感情老子的近卫军拿的是烧火棍不成？
然而，总是有这么一些文人，他们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清楚，就迫不及待跳出来，想要代表老天来批评皇帝，好似这老天爷不姓朱，倒是姓孔似的。
七月二十五日一早，京城的一些低阶官员加上各地居京的士子计49人，在金圣叹、吴伟业的带领下，于左顺门向皇帝上书，书曰：“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
由吴伟业执笔，金圣叹等人润色的这封上书，其中心内容只有一个，便是今日国家多灾多难，不在于士绅能够交出多少粮食，而是上天向崇祯发出了警告，要求皇帝回到正道上来。不要继续破坏伦理纲常，宠幸奸邪，使得阴阳不调，四时不顺。
总而言之，在这篇华丽的词藻之下，吴伟业等人要求崇祯学习汉武帝下罪己诏，停罢诸项有违人伦常理的改革政策，修身养心向上天祷告，灾祸自然就会过去了。
当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在左顺门上书的消息传到文华殿后，钱谦益顿时被惊吓到了。外人皆传金圣叹乃其外甥，而钱谦益对此传闻也从不澄清，不过钱谦益及门下弟子和金圣叹的亲密关系，却是人所共见。因此当钱谦益就任内阁首辅之后，金圣叹也终于被人推荐，进入了燕京大学担任了一名讲师。
但其实钱谦益自己心里知道，他和金圣叹之间并不是什么舅甥关系，他不过是爱惜金圣叹的才华，方才听任传闻四下传播而已。他和金圣叹的相识，起自一场降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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